在跨境商事争议中，国家作为一方当事人时，国家豁免权与仲裁裁决执行的冲突、上诉权利的行使边界往往是争议焦点。近期，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（SICC）就Hulley Enterprises Ltd等三家公司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的仲裁执行纠纷作出[2025] SGHC(I) 27号裁定，对上述核心法律问题作出明确回应。本文将结合裁定原文，拆解案情脉络、法官核心观点与最终裁判，并提炼对中国当事人参与跨境争议的实务启示。
一、案情回顾：仲裁执行引发的双重程序争议
本案的核心背景是外国仲裁裁决在新加坡的执行纠纷，案件涉及两个关键申请令状（Summons），程序关系层层递进：
1. 基础纠纷：仲裁裁决执行与国家豁免抗辩
原告Hulley Enterprises Ltd、Yukos Universal Ltd、Veteran Petroleum Ltd（下称“申请人”）曾通过仲裁获得对俄罗斯联邦（下称“俄罗斯”）的终局裁决，为实现该裁决，申请人于2024年5月向新加坡法院申请执行许可，并获得法院作出的《许可执行令》（Leave Order，HC/ORC 2482/2024）。
俄罗斯对此不服，于2025年提出申请令状SUM 286，核心请求包括：
（1）依据《1979年国家豁免法》第3(1)条，宣告俄罗斯享有新加坡法院管辖豁免；
（2）基于国家豁免，撤销2024年5月的《许可执行令》；
（3）若最终认定俄罗斯不享有管辖豁免，请求法院指令其就《许可执行令》的实体问题提出抗辩；
（4）要求申请人承担本次申请的费用；
（5）法院认为适当的其他救济。
2. 程序衍生争议：初步决定的上诉权之争
2025年7月25日，SICC就SUM 286的部分“初步问题”（Preliminary Issues）作出决定（下称“7月25日决定”），核心结论包括：
（1）俄罗斯不得重新争辩其是否同意仲裁的问题，因该问题与国家豁免主张相关；
（2）俄罗斯不得重新争辩与国家豁免相关的“豁免问题”（Immunity Issues）；
（3）“后续问题”（Postliminary Issue）尚未解决，需进一步审理。
但该决定并未最终批准或驳回SUM 286中的任何一项具体请求，仅就部分前置争议作出认定。俄罗斯对此不服，随即提出申请令状SUM 62，请求法院：
（1）允许其对7月25日决定提起上诉；
（2）在上诉结果作出前，中止其就《许可执行令》的实体抗辩程序；
（3）中止其提交上诉通知书的时限，直至前两项请求获得裁定。
申请人则反驳称，7月25日决定属于“就程序实体问题作出的决定”，俄罗斯无需法院许可即可上诉，且该决定本身并非可上诉的“判决或命令”，SUM 62的申请缺乏依据。
由此，案件形成多重争议焦点：一是7月25日决定是否属于可上诉的“判决或命令”；二是SUM 286的性质属于“程序中的申请”还是“实体审理程序”；三是俄罗斯的国家豁免主张能否成立。
二、法官核心观点：聚焦程序性质与上诉权边界
本案由Andre Maniam法官、James Allsop国际法官及Anthony Meagher国际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，Anthony Meagher法官代表法院发表判决理由，核心观点可归纳为三点：
1. 7月25日决定并非可上诉的“判决或命令”
法官明确，根据新加坡法律及司法先例（如Lee Kuan Yew v Tang Liang Hong案、Lake v Lake案），上诉的对象是法院作出的“结果”（即最终处置争议的判决或命令），而非判决背后的“理由”。
根据《SICC规则》第1条第2款第(1)(d)项规定，上诉仅针对“法院的判决或命令”，而“判决”的定义是“法院对当前审理的程序作出的正式处置或处理命令”。
结合本案，7月25日决定仅处理了SUM 286中的部分初步问题，既未批准也未驳回俄罗斯在SUM 286中的任何一项具体请求，仅为法院未来可能作出的命令提供“理由支撑”。此时法院尚未确定对SUM 286的最终处置方案，甚至明确提出需俄罗斯补充提交抗辩理由后，再决定后续审理方向。因此，该决定不属于可上诉的“判决或命令”，俄罗斯基于该决定提出的SUM 62申请缺乏前提基础。
2. SUM 286属于“实体审理程序”，而非“程序中的申请”
本案另一个核心争议是SUM 286的性质认定，这直接关系到俄罗斯上诉是否需要法院许可。根据《SICC规则》第21条，“程序中的申请”的上诉需法院许可，且每一项申请仅能上诉一次；而“实体审理程序”的上诉无需许可。
法官通过两个维度论证SUM 286的实体性质：
（1）仲裁执行的两阶段规则：根据《1994年国际仲裁法》（2020年修订版），外国仲裁裁决在新加坡的执行分为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裁决债权人申请执行许可（本案中申请人2024年5月的申请）；第二阶段是裁决债务人申请撤销该许可（即本案SUM 286）。这一撤销申请并非“中间申请”，而是解决“外国裁决是否应在新加坡执行”这一核心实体问题的关键环节，本质是实体审理程序。
（2）司法先例支持：法官引用了新加坡近期的Deutsche Telekom案（[2024] 1 SLR 56）和Lao Holdings案（[2024] SGHC(I) 9），两案均明确：撤销仲裁执行许可的申请属于“实体审理程序”，对应的上诉适用《SICC规则》第21条第21款（实体问题上诉规则），而非第20款（程序申请上诉规则）。
法官同时反驳了俄罗斯援引的Luckin Coffee案（[2024] SGHC(A) 7），指出该案涉及的是“撤销域外送达许可”的申请，与本案“撤销仲裁执行许可”的性质不同：前者若未提出，案件将进入后续实体审理；而后者本身就是仲裁执行的实体审理阶段，无此申请则《许可执行令》将直接生效，不存在后续实体审理程序。
3. 国家豁免主张因“跨国争点禁反言”被排除
关于俄罗斯主张的国家豁免，法官在7月25日决定中已明确：俄罗斯不得重新争辩与国家豁免相关的核心问题，原因是“跨国争点禁反言”（transnational issue estoppel）规则的适用。荷兰上诉法院此前已就相关争点作出决定，俄罗斯不得在新加坡法院重新提出相同抗辩。
在本裁定中，法官进一步基于该结论，驳回了SUM 286中俄罗斯关于“宣告国家豁免”和“撤销《许可执行令》”的两项核心请求（请求1和请求2），明确国家豁免不能成为阻碍仲裁裁决执行的理由。
三、最终裁定内容：程序处置与权利明确
综合上述观点，法院作出如下最终裁定：
1. 关于SUM 62（俄罗斯的上诉许可申请）
驳回SUM 62的全部请求，理由是7月25日决定并非可上诉的“判决或命令”，该申请缺乏法律依据；同时裁定，SUM 62的相关费用归属取决于俄罗斯是否就本裁定提起上诉：若俄罗斯提起上诉，费用纳入上诉程序一并处理；若未提起上诉，双方可申请法院重新确定费用承担。
2. 关于SUM 286（俄罗斯的撤销许可执行令申请）
（1）驳回SUM 286中的请求1（宣告国家豁免）和请求2（撤销《许可执行令》）；
（2）SUM 286中的请求3（指令实体抗辩）、请求4（费用请求）和请求5（其他救济）暂不审理，中止至俄罗斯对本裁定的上诉结果作出后；
（3）若俄罗斯上诉胜诉，SUM 286将直接以俄罗斯胜诉告终，无需再审理后续问题；若上诉败诉，法院将指令审理“后续问题”（Postliminary Issue）。
3. 上诉权利与时限明确
（1）俄罗斯无需法院许可，即可对本裁定中“驳回SUM 286请求1和请求2”的部分提起上诉；
（2）上诉期限为裁定作出之日起28天；
（3）为避免程序争议，法院依据《SICC规则》第21条第3款，特别允许俄罗斯就SUM 286提起多次上诉（若后续需要）。
四、对中国当事人的实务启示
本案作为SICC处理“国家豁免+仲裁执行+上诉程序”的典型案例，对中国当事人参与跨境商事争议具有重要借鉴意义，核心启示可归纳为四点：
1. 明确跨境仲裁执行的“两阶段”逻辑，精准制定策略
中国当事人在境外申请执行仲裁裁决（或应对境外裁决执行）时，需明确目标法域的执行程序规则。以新加坡为例，仲裁执行分为“申请许可”和“撤销许可”两阶段，第二阶段的撤销申请本身就是实体审理，而非中间程序。
（1）如作为裁决债权人（申请执行方）：应在第一阶段及时申请执行许可，同时预判对方可能提出的撤销理由（如国家豁免、程序瑕疵等），提前准备反驳证据，尤其注意“争点禁反言”规则的适用，可收集对方在其他法域的相关抗辩记录，作为排除其重复抗辩的依据；
（2）如作为裁决债务人（被申请执行方）：需在法定时限内提出撤销许可申请，且该申请属于实体抗辩的核心环节，应全面提交实体理由，避免将其视为“中间程序”而拖延抗辩准备。
2. 国家豁免抗辩需把握“边界”，避免无效主张
国家豁免是主权国家参与跨境争议时的重要抗辩，但本案明确：国家豁免并非绝对权利，需符合目标法域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，且受“争点禁反言”等规则限制。对中国当事人而言：
（1）如代表主权实体（如国家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）参与跨境仲裁：应在仲裁程序初期就明确是否主张国家豁免，避免在执行阶段才首次提出（可能因“程序失权”或“争点禁反言”被驳回）；
（2）如作为私人主体与主权实体发生争议：可在仲裁裁决作出后，优先选择对国家豁免限制较严、仲裁执行友好的法域（如新加坡、英国、中国香港等）申请执行，同时收集对方此前已放弃豁免或相关争点已被其他法院认定的证据，强化执行主张。
3. 上诉权利行使需区分“可上诉对象”，避免程序失误
本案的关键教训之一是：并非法院的所有决定都可上诉，仅“处置争议的最终判决或命令”才具备上诉资格，单纯的“理由性决定”或“初步问题决定”不可上诉。
中国当事人在跨境诉讼/仲裁程序中：
（1）需仔细研读目标法域的诉讼规则，明确“可上诉判决/命令”的定义（如新加坡要求“必须是最终处置请求的结果”），避免对不可上诉的决定盲目提起上诉，浪费时间和成本；
（2）若对初步决定有异议，可在后续程序中通过“异议申请”“补充抗辩”等方式救济，而非直接提起上诉；
（3）明确上诉的前提条件（如是否需要法院许可）：对“实体问题的判决”，通常无需许可即可上诉；对“程序申请的决定”，可能需要法院许可，且存在上诉次数限制。
4. 程序推进需注重“时限与沟通”，避免被动拖延
本案中，俄罗斯因未及时提交“实体抗辩理由”（Intended Grounds），导致法院无法推进后续审理，反而陷入上诉权争议的被动局面。这提示中国当事人：
（1）严格遵守目标法域的程序时限：跨境诉讼/仲裁的时限要求通常较为严格（如本案上诉期仅28天），需建立专门的时限管理机制，避免因逾期丧失权利；
（2）积极配合法院的程序指令：对法院要求提交的材料、陈述的理由，应及时响应并全面提交，避免以“程序性异议”拖延实体审理，以免被法院认定为恶意拖延，而承担不利后果；
（3）选择熟悉目标法域规则的本地注册律师：跨境程序的规则差异极大（如新加坡的“两阶段执行”“争点禁反言”），本地律师能更精准地把握程序要点，避免因规则不熟悉导致失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