价值工程（Value Engineering）通过优化设计、改进工艺、替代材料等方式，在保证工程质量前提下实现成本节约。然而，由此产生的利益归属争议日益频繁—承包人优化节省的费用，究竟归谁所有？2024年新版计价标准的实施，更为这一问题增添了新的变量。
一、争议核心类型
价值工程利益归属争议在实践中主要呈现五种形态：
表1：价值工程造价争议核心类型
二、请求权基础
承包人主张优化收益，可依据四条请求权路径：一是合同请求权，基于合同约定的价值工程条款；二是不当得利请求权，依据《民法典》第985条；三是变更价款请求权，优化经发包人确认构成工程变更；四是公平原则请求权，基于风险收益对等原则。
发包人主张扣减或收益，则可依据：合同约定请求权（"优化节省归发包人"条款）、质量瑕疵请求权（《民法典》第801条）、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。
三、司法裁判核心规则
规则一：固定总价合同无约定时，优化收益归承包人
（2019）最高法民终314号案明确：EPC固定总价合同的核心特征是"风险包干、收益自享"。承包人在满足合同性能要求前提下，通过设计优化节省的成本，属于承包人承担市场风险的回报。发包人要求据实核减，实质是将固定总价变相解释为成本加酬金，违背合同本意。
规则二：发包人确认的优化构成工程变更
（2020）最高法民终115号案指出：承包人提出的优化方案经发包人书面认可并实施的，构成工程变更。即使原合同为固定总价，变更部分应另行计价。
规则三：收益归属的举证责任在于发包人
（2020）川民再12号案明确：发包人主张收益应归其所有，需证明双方有明确约定或优化系发包人指令所致。
四、新旧计价标准对比
2024年发布的GB/T50500-2024标准相较GB50500-2013有三项重大变化：
表2：新旧计价标准核心变化
核心转变：新标准将定价权交还市场主体，价值工程收益归属完全依赖合同约定，无约定时法院自由裁量权扩大，举证责任更重。
五、法院"三步审查法"
第一步，审查合同约定：是否存在价值工程条款？收益分享比例如何约定？计价方式是否为固定总价？
第二步，审查优化程序：优化是否经发包人书面确认？发包人是否知情且未提出反对？优化方案是否降低功能或质量标准？
第三步，审查收益计算：节省金额计算口径是否合理？是否扣除承包人优化投入成本？是否有完整数据支撑？
六、实务风险与防控
发包人风险
•收益流失：合同未约定收益分享，承包人独享大额优化收益
•质量风险：承包人优化降低质量标准，长期风险由发包人承担
•程序风险：口头同意优化，结算时被索赔变更费用
承包人风险
•收益丧失：优化后发包人要求"据实扣减"，无法证明约定
•证据缺失：口头优化无签证，结算无依据
•质量争议：优化被视为"偷工减料"，引发质量纠纷
防控建议
合同条款设计是根本。建议设置专门的价值工程条款："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，经发包人书面同意实施后，如节省工程费用，则节省金额的50%归发包人，50%归承包人。节省金额计算方式为原方案预算造价与优化后实际造价的差额，扣除承包人实施优化方案的额外投入成本。"
发包人应：前置约定收益分享比例、建立优化建议书面审查机制、明确优化不得降低质量标准、利用BIM建立数据对比档案。
承包人应：争取写入收益归属条款、重大优化前书面报发包人确认、全过程数据留痕、严格按索赔程序主张权利。
结语
价值工程利益归属问题，在2024计价标准实施后更凸显合同约定的重要性。市场主体应在签约阶段明确权利义务，在履约阶段完善程序留痕，在争议阶段聚焦风险收益对等原则与功能满足前提，以实现利益平衡与风险可控。
